）12月写了《规则之治，还是原则之治？》，（发表时题目改为《规则之治，还是原则之治？——我国目前立法工作的重心探讨》，《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3期，8000字。
因此，宪法渊源当然勾连着宪法的概念。只要议会主权原则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对多数人权力就不会有真正稳定的限制。
但在维护法秩序统一性、落实宪法约束公权力、保障人权功能的合宪性审查场景中，仍应坚持封闭的、形式宪法的概念。德国学者默勒斯有这样的阐述：（德国基本法）描述的是政治秩序的应然状态……基本法的文本使我们能够以某些标准反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规范和现实之间的偏离绝不是病态，它使规范成其为规范，否则，规范与现实根本无法区分。也就是，赋予实质宪法以形式宪法的规范效力。这些特殊性在于：宪法的静态与宪法生活的动态（Statik des Verfassungsrechts und Dynamik des Verfassungslebens），宪法作为法与政治的联结（die Verknüpfung von Recht und Politik），宪法规定了政治国家的基本秩序，其中心内容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存在大量的概括条款，等等。就算嘴上不说，所有人心里都把学说视为一种权力，因为他是与立法、判例、习惯并列的又一种法律渊源。
但此种认知必须以助成而非消解宪法的规范性为目标。这里不难发现宪法解释的方法论讨论与开放的宪法渊源理论之间的同构性。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先后制定颁布《行政程序法》，都是受美国影响的结果。
[25] 行政行为概念最早在法国行政法中出现，但奥托麦耶将其引入德国后进行了改造，赋予其形式法治的功能，为后来德国行政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的发布，则为行政法典化提供了目标指引，其中关于健全规范共同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表述，似乎成为行政法典化论的政策支撑。[26] 杨利敏：《公法与政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1页。该说反映了世界各国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法治建设经验，也反映了长期以来中国行政法治建设实践中扎实践履的一条经验。
[lv] 参见同前注[11]，杨建顺书，第41-42页。[vii]在推进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相关工作陷人僵局的背景下，刑法、民法的法典化对行政法学界形成外在刺激[viii]，而《民法典》的制定颁布则带来直接鼓舞和示范，给制定统一《行政法典》的主张提供了契机。
这种立法模式为中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不仅应当全面支持，而且应当也必将继续发扬光大。对于以行政和行政法为研究对象的行政法学来说，体系化是其孜孜以求的目标，故而行政法学体系在发展方向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对于行政法之法典化具有较强的引导和支撑作用。[lvii] [德]奥托#8226;迈耶著，刘飞译：《德国行政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页第一版前言。[39] 严益州：《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源起､论证与形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6期，第157页。
而经济法、环境资源法等部门法自成体系，其在行政法学体系中如何定位、在行政法典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置等问题，有待深入研究。行政法典化面临行政关系广泛、行政关系不稳定、行政法理论不成熟等技术障碍，以及对行政法典化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现行立法思路制约等非技术障碍。而将其具化为在2030年左右最终实现编纂完成行政法典的梦想 [xxvii]，则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如果仅是编纂，只将既有的法规范整理编排，其现实可能性就会提升，而其必要性也就会相应降低。
虽然对这4大部类的排序有不同观点[xlvii]，且大多将行政程序法置于行政作用法之中来探讨，但是，这些内容成为日本行政法学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确定无疑的。再加上大量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话，行政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占比重就更大了。
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行政法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也难于制定统一的法典，并不意味着行政法没有法典，也不意味着行政法将永远不能制定统一的法典。
希望通过对容许性这种视角和观念的阐发，为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提供些许观念论和方法论的支撑。[24] [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0页。[xxxi]《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使得行政法典化面临新的机遇，但是，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相关条件尚不能证成立法时机成熟论。作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目标之一，法治政府建设是近年来在行政法领域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概念。[xlix] 参见同前注[6]，姜明安主编。而各种主张对于必要性的认识和强调皆是以广义的行政法典为背景的。
由于构建合理的法典结构这个前提实际上不存在，故而制定一部包罗万象、完整统一又能适应骤变的行政法典，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行政作用法（规定行政组织实施的行政内容。
[3] [日]穗积陈重：《法典论》，李求轶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8页。例如，盐野宏行政法学体系（参见[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总论》《行政救济法》《行政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卡尔·克罗施耐尔（KarlKrshünell）语。即便不提行政法典化，按照通常的行政法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法规范和法制度的建设，同样能够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目标。
再次，需要进而弄清楚法律事项、法规事项和规章事项，让行政法典化呈现出科学层次性。行政法领域的再检视激发了人们对行政法典化的关注，催生了制定《行政法总则》乃至统一《行政法典》的系列研讨活动，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研究成果。它不是纯理论问题，也不宜纯粹将其交给立法实务者随意切割、分配。规范模式 引言——问题所在 从《民法总则》到《民法典》，这是一次私法规范的整合，是一次私法秩序的升级，更是一次涉及私法和公法的法治文明宣示。
无论是统一《行政法典》，还是单行的行政法规范，其本身就意味着某种行政法规范体系。行政法典化，是指将某个领域、某个阶段、某个层次所存在的行政相关规范汇集起来并确立为法规范的形态，或者将既有的行政相关法规范汇编于同一法规范之内加以体系性整合的形态，以及直接制定行政相关法规范的形态。
[61] 有学者提出，我国行政法法典可选择采用《行政基本法典》的名称。[xxxvi]因为行政法变化迅速，并且严重依赖具体的规范和政策状况。
对于这些，有必要从行政法体系论的角度予以关注，并检视相关做法是否会给国家法律体系的健全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相关安排亦可以参照既有行政法学体系的研究成果。
现代行政活动领域极其广泛，涉及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几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都有行政活动的渗透，各个领域都需要有行政法加以调整。[xlvii] 参见同前注[18]，杨建顺书，自序第3-4页。[59] 王万华：《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的程序主义进路选择》，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第107页。（二）行政法典化的限定性与开放性 行政法典化具有限定性和开放性，这是行政法典化具有容许性的关键支撑。
然而，完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任务迄今依然未能完成。[xxxii] 在现行有效的286件法律中（截至2021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闭幕），宪法1件，宪法相关法48件，民商法23件，行政法96件，经济法80件，社会法26件，刑法1件，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11件。
制定统一完整的《行政法典》可以也应当归类为行政法典化，是行政法典化的一种形态。即便是作为狭义的行政，也有多种多样的定义。
应当以行政过程论为视角，全面建构并不断完善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和行政程序法、这种路径选择不仅对扎实推进行政法典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全面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xxxiv] 参见同前注[20]，万学忠、郭胜习文。